戰爭作為人類衝突的極端形態，早就在歷史上演了千百萬次。但戰爭是否只是單純的暴力衝突事件，抑或在政治經濟的演變上也同時擔當著一定的角色呢？美國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 (1929-2008) 在九十年代曾提出過一個很著名的講法，「戰爭創造了國家，國家改造了戰爭」(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在國際關係學界影響甚大。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頭一句意思是現代主權國家的壟斷性，實有賴現代戰爭規模愈發頻發而高強度，因而脫穎而出，成為近幾百年國際社會的主流政治形態。想想幾百年前，在全世界其實有著各式各樣的政治形態，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教皇國、遊牧部落、城市商業聯盟(漢莎聯盟)、騎士團、朝貢秩序之類，至於集權官僚政府的現代民族國家，則遲至十七世紀左右才首次在地表上出現，立憲國家則還得待到1776和1789年才正式誕生。但如今聯合國認受的成員國有超過一百九十個，基本上整個世界都由民族國家佔有。
集權民族國家能夠在云云政治形態中佔優，成為今天的主流政治體，Tilly 認為是因為現代愈發頻繁的戰爭，且規模愈來愈大，作戰的成本也水漲船高。因此，愈有能力蒐集資源和組織人力作戰的政治體，便會在衝突中佔有巨大優勢，在頻密戰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的生存者。因此人口基數愈大，稅收系統愈完善，中央集權愈有效的大國，自然愈有財力和能力備戰開戰，例如法國或者俄羅斯。但同時，沒有幾多個國家能單純倚靠稅收發動長期戰爭，因此王族或帝國管治者往往需要發債，尤其向私人信用金主借錢打仗，所以管治者的信用便十分重要。而在新興的海洋國家如英國、荷蘭，資本家得以通過議會成為管治階級的一份子，自然比起皇族更著緊國家的預算，國家債權人亦更放心國家不會違約，舉債利息自然低得多。
集權國家隨著戰爭而形成和主導國際社會，自然也會改變了戰爭的方式。過去在不同王朝之間，各自找僱傭兵或者專業部隊到戰場上互相殺戮的時代已經遠去。如今既比拼軍力，也比拼生產力和國家動員力。一戰時期，英國、意大利等國家已經懂得接管民用企業工廠來生產軍用彈藥裝備，國家也會直接找工人來生產飛機大炮。而德國將軍魯登道夫的所謂「全面戰爭」(Der totale Krieg)，即動員全國民用軍用力量來服務戰時的國家需要，在二戰時期更為明顯，從動員到打擊對象，都沒有再區分平民還是軍人，不論倫敦大轟炸還是德累斯頓大轟炸，都是以殺傷平民和打擊士氣作為目的。而資訊戰、情報戰、電子戰之類，更是把戰時與和平的界線都模糊了，國家級力量可以隨意的向任何對象發動攻勢。
當然Tilly 主要針對歐洲現代化歷史來討論，當中也有許多掛一漏萬的例子，今天的列支敦士登或者聖馬力諾等小國到今天依然存在，沒有被大民族國家吞滅，新加坡更是軍力不容忽視的城邦國家。戰爭創造國家的模式也沒有在非洲或者中東等衝突頻繁的地區出現。至於中國，Tilly 自己認為其理論難以應用到中華帝國的例子，因為跟歐洲情況不太相似，但聖母大學的許田波教授則嘗試回到戰國時代，闡述戰國的長期衝突跟秦帝國崛起的關係，或者也能從上古史印證Tilly 的戰爭國家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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