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與國家的共生

「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那大概是尼采最廣為人知的名句，這也許還可以放在疫症與國家的關係上。

 

在人類的歷史中，疫症從不是稀客，不論是羅馬帝國的鼠疫、中世紀的黑死病、發現新大陸引發的天花、麻疹或者傷寒大流行，或者一戰時期的西班牙流感，都是其中有名的例子。畢竟當人口和貨物在商貿文化交流日漸頻繁，交通技術日益便利，疫病也會隨著人或者生物的流動而傳播開去，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結果。因此，一場瘟疫可以帶走大量人命，令一度強盛的帝國灰飛煙滅，僅剩下殘破宮牆讓人憑弔，例如曾經雄霸墨西哥地區的阿茲特克帝國，便因為十六世紀一場大瘟疫，令上千萬人口死亡，最終敵不過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而衰敗。

 

但同時，現代國家作為管治技術的集結，也會出奇地受惠於疫症的出現，令其控制的權力大幅增加，將人口的健康變成可控制的對象，這兒牽涉到對於領土內人口和街道資訊的普查、以醫學而非神學理解疫症知識自然、有效執行相關衛生和防疫政策之類，借用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講法，這是以知識、領土和權力作為現代主權國家的三位一體，而疫病正是逼使政治組織走向集權與提升管治力的契機之一，藉著提高中央行政對所有人和生物的控制、對於每條街道每件食物的查驗，並以行政政策作為醫學權威的專業判斷，最終在克服疫病的同時，也可以令主權的權力，滲透到極細微的社會位置之中，達致徹底支配和規訓的作用。

 

不妨參考一個外國案例：鄂圖曼帝國與鼠疫的故事。畢竟子華神有曰，「真心說話用外語講真心啲嘛」。

 

隨著鄂圖曼的中亞到近東地區日漸發達，東西交流也日漸頻繁，自然令疫病也容易隨之而四處播毒。自從１４５３年攻陷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去到１６００年，鄂圖曼經歷三次大規模的鼠疫，害得屍橫遍野。雖然如此，鄂圖曼並沒有因此而衰敗，反而日益壯大，成為橫跨歐亞非的巨大帝國，其國祚一直延至二十世紀初才告終。其中的關鍵正是在於鄂圖曼的行政當局不再視疫病作為宗教天譴的報應，而是作為自然現象，因此作為自然現象就必定有解決或者舒緩的辦法。因此相應的政策隨之出爐，例如研究過去的疫病經驗，提升相關的醫學教育和研究，並按著醫學發展來改善首都和周邊地區的城市衛生環境，如加強清潔、監管死人埋葬的過程、蒐集各區的病患資料和人數進行統合分析之類。這些措施都是鄂圖曼在十六世紀已經慢慢在疫病的教訓中發展出來，令政治和社會形態一併改變。當公共衛生和疾病管制成為中央政府的職責之一，其管治力和權力伸展的範圍也會同時大幅加強，令現代國家逐漸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