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盛世人民仲咁窮？有人清貧，有人扮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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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盛世人民仲咁窮？有人清貧，有人扮窮？
古裝劇裏的漢唐盛世，往往是綾羅綢緞、酒池肉林。但歷史上真正的漢代，基層百姓過的是甚麼日子？本集《學識開咪》由江啟明與 Hugo 主持，從「貧」與「窮」兩個字的分別講起，一路拆解漢代的貧富懸殊、致貧的結構性機制，以及一個更弔詭的現象——原來有人是刻意選擇貧窮，甚至扮窮。

「貧」與「窮」，古人分得很清楚

現代人把「貧窮」當成一個詞，但在古代這是兩個概念。

「窮」，指的是窮途末路，是走到盡頭的境地。即使你是有錢人，只要被迫到絕境，一樣可以叫做「窮」。
「貧」，則一定是物質層面的匱乏。

《論語》記載了一個經典場面：孔子過世後，最富有的學生子貢（做過兩國丞相、富可敵國）去探望同門原憲。子貢見他家徒四壁，脫口說「你好窮啊」。原憲回答：我只是「貧」，我只是沒有物質；我不是「窮」——因為在他的定義裏，窮是指能不能發揮自我、能不能在道德上實踐。

換句話說，古人的「窮」帶有志向與人格的維度，「貧」才是我們今天講的經濟匱乏。

史書裏的「家貧」，未必真的一無所有
翻開《漢書》，被形容為「家貧」的人，有些其實家裏有三十幾畝田——只是因為要靠兄長耕田供他讀書然後出仕，就算「家貧」。班超家貧，靠在皇宮抄書維生；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不過是打工出賣勞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古代已算太窮。

當然也有真正的赤貧。歷史人物李充自述家有六兄弟，六個人要輪流穿同一套衣服，今日我穿、明日你穿。而最底層的並非「零」，而是負數——借了錢還不起，還債可以是幾代人的事，那是一種幾乎無法逆轉的貧窮。

一個 2025 年的研究：漢代比羅馬更懸殊
有沒有辦法量化？節目提到一份 2025 年的研究，對比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貧窮狀況。

結論相當驚人：漢代最富有的 1% 所掌握的資源，與較貧窮的 50% 大致相當。也就是說，如果你穿越回漢代，看到的錦衣玉食其實只是那 1%；有一半人口活在貧窮線之下。

更有趣的是兩個帝國的落差。羅馬因為要長期派兵駐守邊疆，被迫不斷把錢運往邊陲，間接帶動了首都以外的經濟活動；相反，漢代皇帝傾向把資源集中在首都與自己身邊，因為擔心其他地方造反——結果就是財富進一步集中，貧富懸殊更嚴重。

該研究還有一個冷峻的觀察：一個文明剝削人民的極限，就是剝削到他們剛好不會死——因為人死了就再榨不出東西。而在這個「榨取能力」上，漢帝國比羅馬帝國掌握得更盡。

要留意的是，研究判斷「盛世」用的是人口高峰，而漢代人口高峰其實落在西漢末年，未必等於漢武帝那種國勢最盛的時刻。而且在有限資源下，人口多反而僧多粥少，可能令貧窮加劇。

一個五口之家，是怎樣一步步跌落去的
《漢書·食貨志》記載官員游說皇帝時描述過一個典型情境：一個五口之家，父母之外有三個兒子務農。跌入貧窮的路徑相當固定：

1. 勞動力突然減少——國家打仗或徵徭役，壯丁被抽走；或者遇上疾病，古代衛生條件差。
2. 賤賣糧食——急需現金，只能低價出貨。
3. 借貸——賣糧仍不夠生活，唯有借錢。古代利息極重，「大耳窿」並非現代專利。
4. 變賣家當、賣田——連生產工具都賣掉。
5. 賣子女，最後賣自己——《漢書》甚至記載有人被轉賣六次。

賣掉一個兒子，換全家多捱一年，這就是當時的算式。而失去生產工具之後，還有「流庸」一途：像流民一樣四處受僱做工。在政府眼中，這是一群不固定於田地、不固定於工匠身分的可疑人口。

出路不是完全沒有。管仲時代偶爾有統治者免除債務、燒掉借據以收買民心；西漢末年至東漢也有大量未開墾土地，朝廷會提供選項給無田者——願意遷徙到偏遠邊疆，就給田、給種子、給工具，甚至給一隻牛。代價是離鄉別井，但至少不必在原地做人家的奴隸。

有人不是被迫窮，是選擇窮
節目最有意思的一段在這裏。既然貧窮如此淒慘，為甚麼還有人主動選擇？

答案是道德與制度的掛鈎。孔子稱讚顏回「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本來是對人格的肯定——在最初，安貧樂道沒有任何回報，純粹是個人表現。但到了漢代，出現了察舉制：地方長老與士紳負責物色有德之人推薦入仕。

於是問題變成：你要怎樣讓別人知道你有道德？最方便的答案是——讓別人看見你很窮，但你依然過得很好。

結果就出現了極端案例：父母離世要守喪三年，有人索性住到墳墓旁邊，甚至在墓地挖地道，在下面飲酒食肉、享樂，出來就裝傻扮窮。扮窮，成了換取社會地位的手段。

儒家其實沒有歌頌貧窮
要澄清一點：儒家並不是無條件推崇貧窮。

《論語》的說法是「邦有道」——如果國家治理得好、社會有秩序，你努力就能賺到錢、並無壓迫，而你仍然貧賤，那是一種羞恥。反過來，如果身處亂世，你靠阿諛奉承上位致富，同樣是羞恥。孔子自己也說過想要富貴，只是不願意用不道德的手段換取。

所以判準不在貧富本身，而在你身處甚麼社會、用甚麼手段。文天祥所謂「時窮節乃見」，也是同一個意思：窮困的境地才照得出一個人的真正本質——他是真的有道德，還是有錢有餘閒時捐一點點。

道家則提供了另一條路徑。強調與自然融合、隱居修道的人，一方面可以佔住儒家的道德高地，一方面走的是「終南捷徑」——扮高人，等皇帝來請你做老師。

儒家眼中的「盛世」，和我們說的不是同一回事
節目最後回到標題的核心問題：按儒家邏輯，盛世不應該有這麼多窮人，那漢代算不算盛世？

關鍵在於「盛世」的定義本身就不同。孔子講的「邦有道」，指的是君主仁慈、合乎儒家理想；孟子說「無恆產者無恆心」——沒有穩定收入，就難有穩定的道德，這對普通百姓而言尤其如此，只有士人讀書人才做得到無錢而有德。

但我們今天講的漢代盛世，是後世史家看它的功績：對外擴張的武功、皇室的富裕程度。以這個標準衡量，漢代當然是盛世；但在孔子眼中，它很可能仍是一個相當不合儒家理想的朝代。

《尚書》有一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如果你令天下人陷於窮困，上天就會收回天子的權柄。以結果論反推，歷代都出現過人相食、賣子女的慘況，儒家或許早就認為天命該收回了。

所以「盛世」之下，現代人第一時間想像的是物質豐裕；儒家的角度卻可能只停留在精神與道德層面。漢唐盛世是否真的如我們想像般富庶，答案恐怕沒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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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個問題給大家：如果「窮」在古代同時是經濟狀態與道德姿態，那麼今天我們談「躺平」，究竟更接近漢代那種被迫的貧，還是士人選擇的清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