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4中還能讀到甚麼⁉️

2005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論1984：奧威爾與我們的未來》（On Nineteen Eighty-Four: Orwell and Our Future）。這本書源起於1999年，為紀念奧威爾小說發表五十周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辦了一場研討會，後來發表論文編撰成書。撰文者來自不同專業，包括文學、法學、經濟、政治、歷史、藝術、哲學等，對這本著作作多角度剖析。書末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以一篇長文〈憐憫的泯滅：奧威爾與美國人的政治生活〉（“The Death of Pity: Orwell and American Political Life”），總括她對《1984》的體會與解讀。她審視了憐憫（pity）的來源，以及與自由主義社會的關係。作為「憐憫」一詞的根源，亞里士多德的éleos 和盧梭的pitié並沒有當代英語pity中帶有的某種高姿態，而是指一種對他人苦難感同身受的情緒，可算是同情心（compassion）或同理心（empathy）的體現。

努斯鮑姆認為，這種情感在當今世界已面臨死亡。而這情況不僅在奧威爾的小說裡出現，也體現於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之中。她借主角溫斯頓的話，說這種情感是屬於「遠古的時代」，在古希臘時期，「悲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產生的是複雜的哀傷與憐憫，而不是充斥著（溫斯頓和努斯鮑姆各自面對的）當世的種種情緒：恐懼、厭惡、痛苦。她說：

這僅是我的個人分析，但我覺得確實解釋了溫斯頓的感受和想法。對他來說悲劇只於某個時代而言是可能的，當那時代含有一種對你所愛之人無法割捨、發自內心的珍視的意識，亦因此「忠誠是非常私人的感情，而且不容改變」。這種忠誠所屬的，仍是「隱私、愛和友誼，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支撐也不需知道理由」的時代。對一些人的不離不棄是我們一己的存在根基——「遠古的時代」就是這樣，而當代潮流卻將之連根拔起了。